对内，常委会利用执法检查过程充分激活其职权体系中不活跃的部分（如预算监督），或者充分发挥执法检查对于其他功能的促进作用（如对立法完善的促进）。

制度产生的真正动因是什么？制度设计存在哪些问题，其宪法依据和法理基础是什么？高出庭率背后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出庭不出声是否证明该制度实施效果缺失？告官要见官是原告真实的诉求吗？为什么中国独有而世界上其他国家特别是法治成熟国家都没有这一制度？既然这一制度已经如此不堪，还有必要勉强维系下去吗？对这些问题，都需要认真面对、理性分析，并做出明确回答。[26]因此，行政主体与公务员之间不能混淆，只有明确行政主体不同于公务员的公法人身份，才能厘清行政主体与司法机关以及行政主体与公务员的关系。

虽然《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是行政机关负责人而不是行政首长的强制出庭义务，但行政机关负责人包括行政首长，因此不可能消解其中的内在矛盾。而且就出庭的案件来看，呈现出部门负责人少、政府负责人多，正职少、副职多的两少两多现象。更有甚者，宁夏行政机关负责人实际出庭率达到80%以上。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各国的法治发展道路所展现的个性都是以法治共性为前提的，其蕴涵着共同的法律理性和法治原则。行政行为在行政组织体之内由谁做出、如何做出之内部行政程序，正从内部走向外部，也变成了法院司法审查的对象。

可是，《行政诉讼法》在确立诉讼代理制度的同时，却同时规定当事人的强制出庭义务。浙江全省法院开庭案件行政机关负责人的出庭应诉率约为31%，同比上升16个百分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各种学术论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不仅有对本国制度的反思，还包括对域外有益经验合理借鉴的建言，这些都离不开必要的学术环境。

[37] （四）审查规则的完善 现行宪法和《立法法》有关合宪性（合法性）审查的规定较为原则，在实践中具体适用有一定的困难。从理论上而言，任何公民均可以提出合宪性审查建议。所以，可以规定能够提起合宪性审查的主体范围是具体审理案件的法院和案件的当事人，并且所有级别的法院均可以提起审查，当事人提起审查的条件是须为案件的当事人、要穷尽法律救济、只对法律文件提起审查而不审理具体的案件、须在法定时效内提起。再次，提升中国在合宪性审查领域的话语权。

28上官丕亮：《当下中国宪法司法化的路径与方法》，载《现代法学》2008年第2期，第3页。有学者认为我国建立专门的宪法监督规则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是通过修宪，增加专门的宪法监督制度。

（一）合宪性审查研究的缘起 就我国而言，在制定现行宪法之时考虑设立专门的宪法监督机关更多的是对历史的反思，意图通过专门机构的设立来保证重大违宪行为有专门的机构管[4]。12参见吴撷英：《各国宪法监督与宪法诉讼制度的比较研究》，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5期，第33页。当然，备案审查机构也在主动探索加强立法监督的实效，从2006年起，开始对两高报备的司法解释进行逐件审查研究。在学术创新方面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关注实践案例。

[7]沈宗灵教授在其《比较宪法——对八国宪法的比较研究》中专章阐述违宪审查与宪法监督[8]。[6]大致从这一阶段开始，在宪法学教材中宪法监督成为不可或缺的内容，学界对合宪性审查研究的勃兴也始于这一阶段。59喻中：《从立法中心主义转向司法中心主义?——关于几种中心主义研究范式的反思、延伸与比较》，载《法商研究》2008年第1期，第26页。但是，从公布的材料来看，这些案件恐怕更多地涉及合法性问题，并不直接涉及合宪性，且该报告也未对这些案件做详细的说明论证，在地方立法权扩容和公民权利意识不断提升的情况下，备案审查理应发挥着过滤器的作用。

因此，将研究中心从传统的以立法为中心转移到司法、执法、守法上来是必要之举。其次，研究方向上多头并举。

在此背景下，一批以合宪性审查为主题的学术成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33参见孙煜华、童之伟：《让中国合宪性审查制形成特色并行之有效》，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第52页。

[41]但二者均是为了保证宪法之下的法制统一，保证法律体系内部和谐，从这一角度而言二者具有一致性。可以确定的是，关于合宪性审查的研究将会继续成为学术讨论热点。理由在于，一是损害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威，我国现阶段更重要的任务是树立人大的权威。[33]有学者认为合宪性审查的内容不仅包括对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审查，还应包括对国家、组织和公民个人的违宪行为的处理，以及协助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宪法解释。在物权法制定过程中关于该法草案是否违宪，以及在制定民法典过程中要不要规定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均涉及合宪性判断，通过对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研究，既能够保障改革的合宪性，又可以将合宪性审查研究推向更深的层次。针对个案中时有发生的合宪性争议，有学者建议将合宪性审查机制与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创建合宪性问题移送机制，具体而言，将个案中关涉的合宪性问题移送至最高人民法院，再由最高人民法院依据《立法法》第99条第1款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移送，最终由合宪性审查机构集中审查，建构混合式的合宪性审查制度，以实现客观法秩序与主观权利保障的协调。

44参见封丽霞：《制度与能力：备案审查制度的困境与出路》，载《政治与法律》2018年第12期，第105页。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有学者认为合宪性审查的范围包括各种不同位阶的规则是否同宪法一致、不同国家机关之间的权限争议以及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宪争端。

但是，这一机构附属于法工委，其级别较低，实际运行效果也不佳。51参见强世功：《宪法司法化的悖论——兼论法学家在推动宪政中的困境》，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第28页。

48参见前注44，封丽霞文，第112页。这些成果取得的原因在于立足于时代要求，坚持中国立场和中国实际，既注重中国本土资源的发掘又积极吸收域外的有益经验。

[49]也有学者反对宪法司法化这一提法，认为该观点是对宪法诉讼、宪法基本权利直接效力、公民宪法权利等问题的误解。宪法司法化以权力的分立和制衡为前提，这和我国的立宪理念不符。35参见前注29，秦前红、周航文，第123-124页。所以，我们应该通过个案研究来推动学术发展。

21参见夏引业：《我国应设立虚实结合的宪法监督体制》，载《政治与法律》2016年第2期，第73页根据该《指导意见》中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的规定，行政执法公示的目的是保障相对人和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应将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信息自作出行政决定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上网公开，提高行政管理透明度和政府公信力。包括交通违章处罚信息、治安管理处罚信息等。

一、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制度中的利益冲突 公开公正是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建设的基本原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的基本原则，该原则贯穿行政处罚的设定、实施和监督全流程。社会管理类违法信息的主体主要是自然人，违法行为后果往往并不具有很强的社会性。

第三，对处罚决定公开，《行政处罚法》规定了依法公开，也就是说，具体如何公开，包括公开的程序、时限、方式、内容等，应当依法。二是为了通过信息公开，发挥信息作为监管工具的作用。而现实中更加普遍的情形是，失信信息的公开并不只是违法事实的简单公布，而是附加了监管者对相对人既往表现的否定性评价——如严重失信严重违法失信等负面标签（即失信惩戒制度中俗称的黑名单）。例如，名人明星因交通违章受到处罚，可能社会关注度很高，但毕竟仍只是个人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与公众利益并不具有密切关联性，因此原则上并不属于具有社会影响的行政处罚。

对处罚决定公开权的滥用，应明确相应的救济途径、法律后果及追责机制。这种直接和间接的制裁性也意味着以黑名单为代表的失信信息的公布属于行政处罚的范畴，应当直接受到《行政处罚法》的框架调整，在设定权限、实施程序、救济途径等方面进行法治完善。

这既有助于降低行政成本，也有助于减少对受处罚相对人不必要的次生性制裁。例如，有的地方对所有的相对人受处罚决定信息做到百分之百公示，似乎是将公示本身当作了目的，而忽略了公示作为手段应当与管理目的相匹配的规制理性。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公众知情权和监督权的行使，主要是在处罚决定和违法信息涉及公众利益的场景。行政机关应当按照谁执法谁公示原则进行执法信息的公示，建立统一的执法信息公示平台。